《山海经》的世界——妖怪、万物和星空

田园烟雨

《山海经》的世界——妖怪、万物和星空
《山海经》一书自问世以来,即因其包罗万象、神奇玄奥的记载而受到历代学者地注意,研究和注解其书者可谓络绎不绝,但无论是西汉的刘向、刘歆父子,东晋的郭璞，北魏的郦道元，南宋的尤袤、朱熹，明代的杨慎，清代的毕沅、郝懿行、吴承志等，还是近代学者如茅盾、郑德坤、程憬、袁珂等，皆未能真正认识其书内容，准确判断其书性质:他们或以《山海经》所记皆为客观事实而将之视作地理博物志，或以其书全为想象造作之言而将其视作语怪之书,抑或把它看作是中国古代神话的宝库而忽略其中的地理记载，因而也就无法发见《山海经》一书的真正价值,致使其书所保存的珍贵的上古知识一直未能得到充分地重视和利用。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精神生活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人们不在仅仅满足于现有的文化，而期望从过去的历史之中去探求我们的精神。不少的小说、绘本打着《山海经》的名号去描绘一个又一个怪异的世界。也有不少的游戏、影视作品搭上了《山海经》的快车。某种程度上来说，《山海经》依然成为了一种流量密码。确实，从传统文化之中去发掘我们的精神内核是我们文化发展的必须条件，但是，我们认真审视这些作品以后，我们会发现，大家对于《山海经》的认识，似乎仅仅停留在一本志怪小说的程度，那么，真的是这样吗？在《《山海经》的世界——妖怪、万物和星空》这一本书里面，作者刘宗迪先生，结合了民俗学的方法论对《山海经》一书做出了一个不一样的解释。
《山海经》中关于山川道里、鸟兽草木、金石矿藏、远国异人以及神灵祭祀方面的记载,很早就引起学者们的注意。但由于历代诸家所秉持的不同的世界观,出于相异的目的,以及各个时代主流文化与消费阶层思想的影响,导致他们对《山海经》的性质和内容的认识大相径庭，甚至南辕北撤。宝之者以其为地理博物之书而实证之，贬者之以其为光怪陆离的小说家言而鄙夷之，致使《山海经》一书在历史的长河中起起伏伏，一直未有较为公允地评判。尽管如此，学者们探寻其书奥义，解读其书真相的努力却始终不曾断绝。至20世纪初，西方神话学理论传入，关于《山海经》的研究又出现了新的面向,即书中所记载的奇禽异兽、山川灵祗、蛮荒异人等等，乃是原始先民对当时世界的主观想象，是神话思维的具体表现，通过对这些怪异记载的神话学解读，可以对原始先民的宇宙观、宗教思想、道德标准等方面有相当地认识与把握。换言之，《山海经》即是我们探寻古代中国民众思想的珍贵史料。经过神话学的包装、改造，《山海经》俨然一改其荒幻无稽的“语怪”面目，转而成为中国古代神话的宝库，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这种将《山海经》看作原始先民精神世界的反映的神话学视角，自20世纪初直至今日都颇为盛行，影响了当时以及当代的许多学者，鲁迅、茅盾、郑德坤、程憬、袁行需、袁珂、朱芳圃、孙作云、马昌仪等皆从此一角度研究《山海经》，形成了自成一系的《山海经》神话学研究。刘宗迪先生也正是在神话学研究盛行的背景下，认识到《山海经》中的部分记载乃是出于民众的想象，从而将其作为研究民众思想和信仰的重要史料，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他对《山海经》的研究。刘宗迪在《《山海经》的世界——妖怪、万物和星空》一书，“可以知道战国时人对于宇宙和生物的想像”。不过，与单纯的神话学研究所不同的是，刘宗迪并未忽略《山海经》中的地理记录，他不仅认为其中应有相当一部分是可以征实的真实地理知识，而且即便是想象的地理记载亦有其相应的思想价值。这种神话与地理兼顾，真实与想象并重的研究取向，正是刘宗迪的《山海经》研究能够打破历代学人偏见的关键所在，更是他充分理解、把握、应用《山海经》一书性质、内容以及价值的根本依据。
汉代刘歆在《上山海经表》中总结道:“《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之所止，珍祥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 虽是寥寥数语，却全面地道出了《山海经》内容的“真相”，也让我们了解了在汉代人的眼中，《山海经》所呈现出来的样子。《山海经》一书确实如刘歆所言，不仅记载了那些触目可及的万物山川,更网罗四海八荒之外的远国异人,珍奇物怪。然而，也正是因为此书内容之纷繁复杂，致使历代学人与读者很难辨别其“真容”。自刘歆校书以来，研究者大多仅着眼于《山海经》中物事之真假，信其为真者以地理书称之,斥之为伪者则以志怪小说视之，对其书之性质始终不能得到一个完满的解读，因而也就无从把握此书的真正价值,最终导致《山海经》其书一度被忽视甚至湮没于时代的洪流中。正如东晋郭璞所述:“盖此书跨世七代,历载三千,虽暂显于汉，而寻亦寝废。其山川名号，所在多有舛谬，与今不同。师训莫传，遂将湮泯。”刘宗迪则突破了这一真伪之争，以一种全新的学术眼光看待《山海经》中神话与地理的交织,从整体上把握了此书的性质与价值，对书中内容予以了全面肯定和充分利用，同时将其置于学术研究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