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研究浅综述

笨死的猪

从古至今，《史记》在中国的学术界中一直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史记》研究大家张大可先生就高度赞扬《史记》为一部融史学、文学、哲学于一体的旷世大典。就是这么一部文史著作，自古及今，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大批学者投身于对《史记》的研究中。其研究著作之多，研究范围之广是其他古籍根本无法比拟的。因为我能力有限，这次我就对《史记》的研究做一个简单的综述。
一、从古至今对《史记》的研究概况

汉代，对《史记》的主要研究者有杨雄和班固，他们都肯定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杨雄在《法言》中论述道：“太史迁，曰实录。”他是点出司马迁实录精神的第一人，这一“实录”观点也被历代名家所认同，直至现在。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出：“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而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虽然班固肯定了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但是他又指出“史公三失”。第一班固认为将黄老之学放在六经之前是不当的。第二，班固批评司马迁抛弃了真正的英雄而去讲奸雄的故事。第三，班固认为司马迁的货殖列传宣传重利轻义的思想。这也引起了后人对这三失的讨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为没有统一的王朝，都是众国分裂，互相混战割据，所以国家对私人著史的控制放宽，《史记》逐渐传播广泛。在《晋书·刘殷传》就记载：“有子七人，五子各授一经，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汉书》，一门之内，七业俱兴。”这从中就反映出，《史记》在当时受到了推崇，地位较高。这一时期研究《史记》的名家有徐广和裴骃。裴骃的《集解》是在徐广《史记音义》的基础上写成的。裴骃的《史记集解》与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被称为《史记》三注，之后也有许多学者专门研究这史记三注的。首先《集解》广征博引，因此保留了大量书目和内容，同时注释兼及音义、名物、地理、典故，并发表评论，补充史料[1]，为之后的《史记》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唐朝，除了上文提及的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刘知几的《史通》也对《史记》进行了大量的论述。《索隐》与《集解》相比，更进一步指出了《集解》中考证不当的错处，并对《史记》原文提出辨正，发语警辟。《正义》的作者长于舆地之学，对《史记》中的地名进行了较为精准的考证。这些都极大地帮助和推动了后世对《史记》的研究。刘知几从体例、对史书的观点、叙事笔法等方面对“班马优劣”提出了自己观点。而且他首次运用与先前“春秋笔法”不同的“太史公笔法”，深刻地影响了后世。唐代研究《史记》成就最大者当推散文大家韩愈、柳宗元，他们从文学角度品析《史记》。韩愈评价司马迁“汉朝人莫不能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杨雄之为最。”柳宗元认为《史记》文章写得朴素凝炼、二次利落，无枝蔓之疾；浑然天成、滴水不漏，增一字不容；遣词造句，煞苦心，减一字不能。[2]而且因为他们又是古文运动的中坚力量，使追随他们的人也开始研究或是借鉴司马迁的文学笔法，奠定了司马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在宋朝，《史记》的历史地位进一步被巩固。南宋郑樵在《通志总序》中这么评价《史记》：“司马氏世司典籍，工与制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家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易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可见郑樵对《史记》的评价之高，但是他也指出《史记》有取材不广和多聚旧句，语言不雅的缺点。但宋人更关注的是《史记》的文学价值。叙事写人是宋朝对其文学评价的核心。他们关注到了司马迁叙事风格的多样性，宋朝一学者就说道：“汉高纪诏令雄健，孝文纪诏令温润。”正是这种风格的不同使司马迁笔下的人物更加形象生动。宋人也通常将这种多样性与司马迁年轻时的四处游历联系起来，苏辙和马存就以司马迁作为自己的榜样进行创作。同时他们也从立意、布局、修辞、叙事、训诂、考证等诸多方面对《史记》进行了研究，尤其是从修辞角度对《史记》叙事语言展开了分析。南宋洪迈编著的《史记法语》是第一部基于《史记》词句修辞价值的专著，这本著作也极大推动了对《史记》文学价值的研究更加专门化和细致化。
明清时期，对《史记》的研究热度更是不断升高。首先《史记》的写人艺术是一大热点，明清许多著名学者如归有光、金圣叹、陈仁锡、牛运震、吴见思等人都对其有许多研究，并且《史记辑评》、《史记评林》、《史记论文》、《史记评注》等著作也应运而生。其中明代茅坤提出的“言人人殊，各得其解”理论，精辟地总结了《史记》写人艺术手法。明代小说的繁荣也使众多学者将《史记》和小说联系起来，开始探讨《史记》与小说的关系。最有代表的就是金圣叹将《史记》与《水浒传》联系起来，用读《水浒传》的方式读《史记》，用读《史记》的方式读《水浒传》[3]。清代程馀庆更是集诸家之言，独具特色，著成《史记集成》，极富有学术价值。太史公创纪传体通史和五体结构在当时也受到了广泛的讨论研究。章学诚就十分赞同纪传体通史，认为通史之修有“免重复”、“均类例”、“便铨配”、“平是非”、“去抵牾”、“详邻事”凡六便；有“具剪裁”、“立家法”之长。钱谦益认为司马迁创立的五体结构，成为历代史学家编史的样本。
现代，历史学和其相关专业的出现，使对《史记》的研究呈现出爆炸式增长的态势。第一研究领域不断扩大，从美学角度对《史记》的艺术美的探讨；对司马迁天文学思想的探讨；对司马迁价值观、荣辱观的探讨；对司马迁生卒年和生活经历的探讨；对司马迁学术思想的探讨；对司马迁人才观的探讨……从政治到经济，从文学到美学，从历史到地理，可以说是无所不包，不断打开一扇一扇《史记》研究的新大门。与此同时，在现代技术和思维的帮助和支撑下，对一些传统的研究方向有了更加深入的探讨，比如司马迁的史学思想、《史记》的文学价值、司马迁的经济理论等等，每一个专题论文都出现了许多文章，极大地促进了对《史记》的研究向深度广度发展。本文就简单叙述一下对司马迁的经济思想研究。随着对经济的日益重视，人们发现《史记》中《货殖列传》和《平准书》两篇富有极高的经济学价值，而且也是首次将货殖写入了史书，进行了讨论。张大可先生就提出“在中国古代史上，司马迁第一个系统地考察了商品经济的特征，还考察了经济与政治、经济与道德民俗的关系，提出了一整套发展生产、扩大交换、富国富家的经济理论,闪耀着朴素唯物史观的思想光辉，达到了划时代的最高峰。”将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提到了极高的地位。又有许多学者将司马迁的经济思想运用到发展商品经济等现代经济问题中去，赋予其更高的实用性。
二、《史记》的研究方法

关于对《史记》的研究方法大致分为四类[4]，第一，纵横比较法。这里包括三种比较法，一是《史记》中不同篇目的比较，二是与先前和后世史书如《左传》、《汉书》的比较，三是与外国史学的比较。第二，艺术辩证法，即在艺术创作体现出人类社会和自然发展的具有内在联系的普遍规律，如宋嗣廉的《史记艺术美研究》。第三，表论结合，考古与文献结合的方法。张大可先生就在《史记研究》中运用这种方法将原本复杂的史料和考据更加清晰直观地展现出来，更加的科学、严谨。第四，国外新方法和新思路的借鉴与应用。外国思想，尤其是史学思想的传入，给研究《史记》开辟了新的研究道路，同时也推动《史记》研究更加专业化、系统化。外国，如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也都在对《史记》进行深入的研究，他们所陈述的观点或是一个新的方向，也吸引了许多学者去参考、借鉴。
《史记》作为一部在中国甚至世界都有巨大影响的文史著作，人们对它的研究世代不断而且必将继续下去。在将来《史记》的研究会更加的专门化，研究的程度会更深，其所展现出来的现世意义也会被进一步的发掘。当然在之后的技术发展、考古发掘和思维进步的过程中，现在所还存在的一些对《史记》和司马其的困惑会逐渐化解。

<hr/>[1] 杨庐民，《裴骃<史记解注>略论》[D]
[2] 赵国安，《归方评点史记合笔》[D]
[3] 朱晶晶，《明清〈史记〉点评研究——以程馀庆的〈史记集说〉为例》[D]
[4] 张新科；俞樟华，《〈史记〉研究的全面丰收期——七六年以来〈史记〉研究概述》[J]；刊物：吉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