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哲学的贫困及其出路

韩小咪

哲学为何？哲学何为？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果把它看作一种活动，哲学就是人对生活经验追根问底的反省。如果把它看作知识形态，哲学就是一种合逻辑的、普遍的、必然的概念体系。从功能来看，哲学不仅在于解释世界，更在于批判乃至改造世界。然而在当代中国，作为批判世界、改造世界的哲学本身也需要批判、需要改造。
作者简介
王锟，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
本文原载于《学术界》2021年第7期。为便于阅读，我们于此处省去了原文中的注释与参考文献。如需引用，请务必查校期刊原文。

一、当代中国哲学贫困的历史背景

不可否认，哲学与人类历史相伴。有人类，就有人类思考；有人类思考，就有哲学。但作为知识谱系学意义上的哲学，则发端于人类上古史的晚近时代。在古希腊荷马时代，古中国商周之际，古印度吠陀时代，各民族对自己的“诸神”信仰产生了动摇，由动摇生怀疑，由怀疑生批判，由批判生哲学之思考。可以说，哲学产生于各民族从“神话”走入“人文”的时代，这是文明开启、理性之光初照的标志。
人类最高贵的品质就是能思考。当理性思考的闸门打开，各种思想潮流冲破了神话和宗教的堤坝汹涌而至，人类进入哲学的“轴心时代”。公元前6世纪—公元前3世纪，在大河文明的“弧形地带”，从东方的中国和印度到西方的古希腊，哲学星空璀璨，如孔子、孟子、老子、庄子、佛陀、泰勒斯、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典范意义的哲学家。
他们提出了哲学的基本问题、思想方法和言说方式，奠定了东西方哲学的基本走向。之后的哲学，若套用怀特海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轴心时代”哲学的一系列注脚，只不过其注释的重点和风格随时代不断变奏而已。就西方来说，古希腊罗马之后，哲学形态经历了中世纪形而上学、近代知识论及现代语言分析哲学的转向。在中国，先秦诸子学之后，哲学形态经历了秦汉阴阳五行学说、魏晋玄学、两晋南北朝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的转变。
18至19世纪以来，作为知识形态的西方哲学出现重大转变：一是受知识分工和专业化的影响，哲学逐渐失去了“科学之科学”或“百科之王”的头衔，政治学、心理学、教育学、管理学等学科从哲学中分立出来，哲学沦为众多学科的一支。二是自然科学尤其数学、物理学及工程学获得了巨大进步，并以其逻辑性、实证性及实用性而成为知识典范。为了证明“合法性”，哲学有意无意地吸收了数学、物理学的观念和方法，故机械唯物论、新实在论、实证主义和数理逻辑哲学盛行，并使分析主义和理性主义在二战前后成为主流。
在分析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大潮下，情感经验、真善美乃至形而上学之理想被质疑甚至否定，分析主义和理性主义成为哲学的“认证标准”。19世纪后半期尤其20世纪初叶以来，随着西方列强对东方的侵略和殖民，西方文化裹挟着军事、经济、政治的力量，最终造就了“西方中心主义”，中国（包括印度）哲学要得到西方标准的认证才可称之为哲学。相对于分析主义和理性主义标准，西方人认为中国哲学不能视为哲学，充其量是一些道德格言或者神秘主义。
张岱年晚年曾回忆说，“当时确有一种看法，中国只有伦理学、政治学而没有哲学，哲学就等于西方哲学，或把西方哲学看作是哲学的唯一范型，与西方哲学的旨趣、方法有所不同的，就只能算是另一种学问而非哲学。”总之，面对西方哲学，民国时期的学人“惭愧”地发现，中国哲学在逻辑分析和理性思辨方面显得多么薄弱啊！因此，“中国哲学是不是哲学”“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成为中国哲学研究者的“集体焦虑”。面对这种焦虑，一部分“西化意识”较强的人放弃了传统，转而“拥抱”西方哲学，并成为其“拥趸”。
少数对传统拥有信心者如马一浮、熊十力等继续发扬传统哲学。然而大部分则是主张对传统哲学进行创造性转化的人，其中有冯友兰、张君劢、张东荪、张申府、张岱年、金岳霖、贺麟、方东美、牟宗三、唐君毅及其同调学侣。他们努力的工作就是借鉴西方哲学理性分析方法，借鉴西方哲学理论架构和概念，熔铸创新，使新的中国哲学相对于传统更具有理论性、系统性和逻辑性。而那些拥抱西方哲学的人，不遗余力地译介各种流派。
一时间，古希腊哲学、经院哲学、经验主义、理性主义、法国启蒙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唯物辩证法、新实在论、实证主义、数理逻辑、实用主义等等如“走马灯般”涌入中国，让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其中新实在论、逻辑实证主义、实用主义、德国古典哲学及唯物辩证法等以其鲜明的理性主义、分析主义和实证主义特质深受中国学人的青睐。
不可否认，他们在译介这些哲学思潮的过程中，得到了西方哲学的学术训练，磨砺了理性思维的工具，一定程度上把握了西方哲学的基本观念和内涵。然而，最大的遗憾是他们在学习西方时轻视自己的传统，即使有人研读过传统哲学，但充其量是把它看作值得保存的一段历史或者用来佐证西方哲学的材料。
一句话，他们与中国固有的儒释道传统产生了很大隔膜和疏离，其中很多人已很难理解传统哲学的心灵，而且这种隔膜和疏离随着代际的嬗递越来越严重。重要的是，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那些钟情于西方哲学的学人受到左、右意识形态对立的影响，大致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恩列哲学之外的）西方哲学两大阵营。如此以来，中、西、马哲学三足鼎立的格局大致形成。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居于支配地位，原来从事哲学工作的人都研读唯物论和辩证法。西方哲学中的唯物论和启蒙思想，以及与辩证法有渊源的黑格尔、康德哲学得到重视，而西方唯心论传统作为批判的对象也被保留。中国传统哲学的“气论”和辩证思维因为契合于唯物辩证法被重视，其他学说则被作为封建旧思想加以批判。
总体上，传统哲学作为封建遗产加以整理和研究，中国哲学的研究变成了历史学和文献学的研究，以至于直到今天，哲学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中国哲学，不叫“中国哲学”而叫“中国哲学史”。改革开放后，西方现代哲学思潮在1980年代大量涌入，尼采哲学、佛洛伊德主义、胡塞尔现象学、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分析哲学、符号哲学、法兰克福学派的译介成为西方哲学研究的重点。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逐渐脱离政治意识形态和教条主义影响，走向了纯学理化研究。在中国哲学领域，由于对唯心唯物二元对立研究模式的反思，也由于港台新儒家学术风格的影响，“重回原典”“重回学术史脉络”探究传统哲学的真相，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焦点。
总之，上述中、西、马哲学发展历程和研究路径的变化，构成了当代中国哲学的历史遗产和背景，这既是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的重要基础，也是造成当代中国哲学贫困现状的重要原因。
二、当代中国哲学贫困之表现

纵观人类哲学演进史，哲学与现实从来都有着密切互动。哲学从现实生活汲取养料而保持活力，反过来塑造和影响着现实生活。借用张岱年的说法，中国所需要的哲学，必须能“指导科学工作”，“给科学一种广阔的前提”；必须能“指导生活及政治社会的实践”，为人们提供“改造世界的指针”；必须“是一种有力量的哲学，能给中华民族以勇气的哲学”，而且这种新哲学的形成，是中国民族再兴的标示。
也就是说，哲学的使命和功能应该是对科学的“前提预设”进行批判使之立于更稳妥的基础；哲学必须为个人改造和国家社会改造给予引导和力量。但是近三十年来的当代中国哲学出现了令人尴尬的局面，哲学脱离了现实，逐渐失去了自己的“世界”，缺乏鲜活的“问题意识”，失去统整一贯的视野，表现出令人惊讶的贫困。
（一）哲学缺失了“生活世界”

人们常说，哲学是解释世界甚至改造世界的。当然，这里的“世界”有其自己的意涵，即特指“生活世界”，它既包含“天人之际”的空间世界，又包含“古今之变”的时间世界；既包含人自身的内在世界，又包含与人自身相对的外在世界。因此，哲学面对的世界是囊括上下四方之“宇”与古往今来之“宙”的，是合内外之境的。在这个世界里，人每天摸爬滚打并与之正面遭遇，形成各种各样的生活领域，如有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宗教生活、道德生活、艺术生活、教育生活等方面，对这些生活进行探究，就形成了政治哲学、经济哲学、宗教哲学、道德哲学、艺术哲学、教育哲学等学科。
而所有这些生活都发生在有形的物理世界，必然要与人、与物打交道，对物的世界的研究就是物理学及形而上学，对人的研究就是精神哲学。早期的哲学是百科之王，包括一切生活领域。前面说过，18至19世纪随着知识分工和专业分科的影响，物理学、天文学、数学、政治学、宗教学、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等从哲学大家庭中独立出来，哲学沦为众多学科中的一支。即政治生活让给了政治学研究，经济生活让给了经济学，宗教生活让给了宗教学，道德生活让给了伦理学，艺术生活让给了美学，教育生活让给了教育学，对物理世界的研究让给了物理学、天文学。
哲学沦为一门专业知识，其内涵也缩小为三大块：即宇宙论（世界观）、认识论和人生观。而且逐渐地，其中宇宙论让给了物理学，认识论让给了心理学，人生观让给了伦理学、教育学。哲学剩下了什么？似乎什么也没剩下！哲学失去了自己所探究的世界，失去了自己立足的地盘，只成了教人进行理性思维和表达的学术训练，而且这种训练还要通过阅读过往哲学家的文本逐渐熏染而获得的。
总之，在西方，也在当代中国，哲学似乎没有了自己所面对、所研究的世界。因此，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自然成为多余，哲学变成了一种理性思维的训练，哲学变成了纯粹的哲学史。这好比在一个大家庭里，孩子一个个长大成人而自立门户，并分走了家庭所有，而年迈的父亲自己所剩下的只有空荡荡的“老屋”，还有一些陈旧的书本和积淀已久的思想记忆。人们向这位哲学老人学习时，他能给予的也只有这些。
（二）哲学缺失了“问题意识”

哲学家对生活世界的反省，实质是对生活世界中苦恼其问题的反省。因为生活世界是诸多人交互行动所创造的事件总和，而任何人的行动是有某种意向的行动。“意向”往往与行动者的需求有关，这种“需求”就是事件中的“问题”，而“需求”的某种满足，意味着“问题”的解决。所以，一定程度上说，“事件”就是“问题”的生成和解决过程。在这个意义上，生活世界就是人类问题的“丛聚”，它是承装人类问题的“大容器”，哲学史就是人类应对生活世界问题的历史。
哲学基于具体生活世界中的问题，它是人对特定现实问题进行的探究和应答。在生活世界中，由于人的行为和需求复杂多样，现实问题则千头万绪，牵涉到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法律问题、道德问题、宗教信仰问题等方方面面。相应的，人们也可能从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宗教的角度对现实问题进行思考和回答。由于特定时代有特定的问题，而且每个时代常常具有“基本问题”，围绕着“基本问题”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次级问题”，这些问题前后相连而形成一个“问题丛聚”。哲学家就是对“问题丛聚”尤其“基本问题”进行系统地思考者。所以说，哲学史就是反省生活问题而形成的系统化、理论化的观念史。一言以蔽之，哲学应敢于直面现实问题，敢于应答现实问题的挑战。
古今中外，伟大的哲学家都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忧患意识，并对之作出应答。如春秋战国时代的哲学家面对的共同问题是如何从战乱走向秩序，因此他们有强烈的“秩序情结”，故对“道”（即秩序）的反省成为先秦诸子的最高哲学，而且各家都具有鲜明的政治和伦理色彩。魏晋南北朝时期近四百年的大动荡、大战争、大分裂，人们失去了家族、政权的庇护而生命朝不保夕，故不得不通过“无为”“自隐”的方式苟全性命，或者通过宗教信仰寻找依靠，因此玄学及佛道二教大行。
宋代以降，一方面由于文教普及和科技进步，人们对自然和人事社会运行之理的认识有浓厚兴趣，故对天理、天道的思索成为焦点；另一方面由于士人身份的觉醒和担当精神突显，如何成为士人君子成了重要问题，故心性修养功夫被强调。两者相合，产生了以天理论（天道论）和心性工夫论为内涵的宋明理学。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由于经过洋务运动、清末变法及政治革命的幻灭，知识界把中国落后的原因从器物、制度层面指向思想观念层面，故批判并抛弃落后的传统思想观念，学习拥抱先进的现代思想观念成为基本共识，所以西方哲学思潮引入并盛行起来。而在西方，走出神话时代的希腊人因怀疑神力转而寻找某种自然力量成为重要的问题，故自然哲学兴起。
之后，由于要寻找城邦公民共享的准则和美德，便产生了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城邦哲学。近代以来，知识界致力于对自然理性和自然法则的寻找，促使以知识论为核心的理性主义兴起，而20世纪前后的理性主义和分析主义潮流不过是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余波而已。同样，现代中国的哲学家，不管是中、西、马哲学阵营，几十年来他们还是在努力寻求使中国走向现代化及实现复兴的答案。
然而近三十年来的当代中国哲学界，这种问题意识逐渐淡漠甚至被忽视了，许多人已经不能睁眼看世界，不能回应社会问题，而是做书斋的学问，失去自己的问题意识和社会关怀。
（三）哲学缺失了统整一贯的视野

人们常说，哲学是对三个基本问题所做的思考。第一个问题是：我们面对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以及这个样子的世界从何而来又到何而去？第二个问题是：我们能认识这个世界吗？如果能，认识这个世界的知识何以可能？第三个问题是：人是什么？在这个世界中我们值得活下去吗？
如果值得，我们活着是为了什么？我们怎样过人生才觉得有意义？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就是所谓的世界观或宇宙观，而对世界万物得以产生的终极根源或“第一原理”的探究便是本体论，宇宙观和本体论合称为形而上学。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就是所谓的认识论，若主张世界是不可认识的便是不可知论，若主张世界是可以认识的，便是可知论。如果是可知论，必须要对认识的结果——即知识的来源、组织和确证进行讨论，这便是知识论。对第三个问题的回答就是所谓的人生观或价值观。
人生观重点讨论人的本质、人生的意义和目的，而对过有意义的人生所要遵守的价值规范和价值标准的反思便是价值观。这就是文德尔班所说的哲学的三大部分：即宇宙观、认识论和人生观，而且这三者之间统整一贯、不可割裂。历史上的哲学家，其学说虽重心不同、详略有异，但大都不同程度上涉及这三部分，形成了各自的形而上学、认识论和价值论。
中国哲学，自先秦诸子学、两汉阴阳五行思想、魏晋玄学、南北朝隋唐佛学和宋明理学都有丰富玄远的道论（中国的宇宙本体论）和心性功夫论（价值论），而且在认识论上也不乏真知灼见，只是散落在文集各处而缺少系统性。同样，西方自古希腊哲学、中世纪经院哲学、近代英国经验主义和大陆理性主义，乃至康德黑格尔哲学、马恩哲学都不缺乏自己的宇宙论、认识论和价值论。即使作为所谓“认识论转向”的近代哲学家如笛卡尔、莱布尼茨、洛克、贝克莱、休谟等人表面上少谈形而上学，但其后面都有上帝或神性之思考，也隐含着各自的形而上学。
20世纪初以来，理性主义和分析主义成为哲学主流。在分析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视野下，形而上学被视作“呓语”，价值观让渡于心理学、伦理学、教育学，哲学只剩下光秃秃的“知识论”。而在一班哲学家看来，知识的本质是语言的问题，因为知识最终是通过语言来表达的；知识的真不真取决于语言的精不精。因此，知识论问题的本质是语言学问题，哲学变身为语言分析主义，这就是所谓的“语言学的转向”。
然而渐渐地，语言分析哲学变成了语言的解剖、饶舌和游戏，与活生生的人或世界没有了关系。至此，用来解释世界、批判世界、改造世界的哲学已经死了。作为对这种分析主义潮流的反动和补救，二战前后，存在主义、现象学、过程哲学、生态哲学、法兰克福学派及形形色色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兴起。这些哲学流派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扭转”作用，然而除存在主义和过程哲学之外，哲学的内容仍局限于知识论话题，很少关注形而上学甚至人生观问题。而且，由于这些后现代主义哲学仍然运用分析主义的思维方式和表达工具，其中所含的有价值因素往往淹没于繁琐的语义和概念的分析之中，不能痛快淋漓地直陈观点，并与学院外的普通读者隔膜。正如印度诗人泰戈尔说：“理智的心，恰如一柄全是锋刃的刀，它叫使用它的人流血。”同样，后现代主义许多有价值的观念，被分析主义工具所遮蔽和损伤，没有产生应有的效果。
相对于西方，虽说“五四时期”中国哲学界深受西方理性主义和分析主义的吸引，但由于他们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现实关怀，受到宋明理学和佛学传统的强烈影响，中国哲学界对柏拉图主义、亚里士多德主义、启蒙哲学，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康德、黑格尔，对柏格森和怀特海的生命哲学更加契合，他们在借鉴西方理性思辨和逻辑分析方法的同时，熔中西哲学的理性主义、理想主义、唯物主义为一炉，力图构建自己的本体论、价值论和知识论。现代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学说，如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张东荪的“架构论”、方东美的机体主义哲学、唐君毅的生命哲学、张岱年的“新唯物论”，以及牟宗三的理性的理想主义等等。就连最懂西方分析主义和理性主义精髓的金岳霖，在写成“知识论”之后，最后回归于“道论”传统，从形而上学中寻找某种旨趣。而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更是把哲学作为实现人生理想和改造社会的指针，赋予更多的社会实践内涵和价值关怀，反对哲学研究的形式主义、本本主义。也就是说，当时的中国哲学家，大都具有宇宙观、真理观、人生观的统贯整体的思考和意识。
然而，1980年代之后，随着学界对思想意识形态和“宏大叙述”的警惕，随着对中国传统哲学的隔膜和疏离，也随着改革开放后一代学人对存在主义、现象学、科技哲学、语言分析哲学、后现代主义的推崇和引介，当代中国哲学研究者把大量的精力用来引介西方的理性主义和分析主义，并模仿运用分析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方法来研究他们的哲学问题，解析中国传统哲学。这时，许多人把形而上学当作过时的旧东西，很少去思考宇宙观和本体论，甚至嘲笑这些是“奢谈”，是老掉牙的旧玩艺，导致的结果便是：当代中国从事哲学研究的学人有意无意地对形而上学、价值观选择了忽视甚至“遗忘”，哲学变成了对些许零碎问题的分析和诠释，缺失了形而上学、人生观等宏大整体的视野，当代中国哲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贫困。
三、当代中国哲学贫困的后果

当哲学失去了鲜活的世界和明确的地盘，失去了挑战性的问题意识，失去了对形而上学和人生观思考兴趣时，哲学日益走向贫困，这种贫困虽存在于整个哲学界，但在近三十年来的当代中国哲学界表现得尤为明显。
（一）哲学成为哲学史

黑格尔说过，“哲学就是哲学史”。按照他的观点，整个哲学史上只有“一种哲学”，哲学史其实就是这一种哲学从潜在、展开到现实的发展过程，而且该过程呈现为某种继承、批判和发展的“正、反、合”的辩证运动，越往后的哲学越接近真理，最后形成包括一切哲学精华的“大全”。黑格尔认为他本人就承担着完成此“大全”的历史使命。当然，这里的“哲学成为哲学史”不是从黑格尔意义上说的，而是指哲学变成以往思想理论的历史记录。即把哲学看作为陈列过往哲学家各式理论学说的“博物馆”。
这一点在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那里体现得尤为明显，而且其历史渊源可追溯至20世纪初。从专业分化和学科自立意义上研究中国哲学可以说始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该书是他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扩充而成的）。其写作初衷是寻索中国哲学史上“名学”，即中国的逻辑学之内涵和脉络，并以此来接引西方理性思辨的哲学传统，弥补中国哲学在逻辑分析和理性思辨上的不足。1931年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出版，认为“中国哲学家的哲学，虽无形式上的系统，但实质上的系统则同有也”。
该书之目的就是把中国各家各派哲学所隐含的系统寻找、揭示出来。很明显，这两部著作都是以西方哲学理性分析作为标准的，以至于当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册于1931年出版时，金岳霖在“审查报告”中便提出“中国哲学史”这个名称仍有“困难”，即认为胡适和冯友兰写的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而不是“中国哲学的史”，当时的趋势是把西方的哲学问题当作“普通的哲学问题”。金岳霖所提的这个尖锐的问题引起了张岱年的思考，他在随后出版的《中国哲学大纲——中国哲学问题史》一书中首先讨论了这一问题。他指出：“可以将哲学看作一个类称”，西方哲学是其一个“特例”，而非哲学的“唯一范型”，中国古代关于宇宙人生的那些思想理论虽然“与西洋哲学在根本态度上未必同”，但与西方哲学也有“相似点”，故也可归入“哲学”这个“类”，它是与西方哲学、印度哲学不同的“中国系的哲学”。
因此，该书最先从哲学的一般性与特殊性上为中国哲学史“正名”，它所讲的“中国哲学”是“中国哲学的问题史”。很明显，《中国哲学大纲——中国哲学问题史》是以西方哲学最擅长的分析主义方法来解释中国传统哲学概念，梳理中国哲学固有内容的发展脉络，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胡、冯“以西解中”的问题。但是，该书所遵循的“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的原则，注重阐发中国哲学的唯物论传统、辩证法思想和道德理想主义，后面仍有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的背景。也就是说，他有意无意地开启了“以马解中”的路子。新中国成立之后几部中国哲学通史性著作，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到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冯契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以及肖萐父的《中国哲学史》，基本是“以马解中”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模式：即在唯物唯心二元对立框架及辩证法的方法论，并附加阶级分析和唯物史观评价基础上写成，出现了某种“教条化”趋势。
以上几部中国哲学史著作无论多么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在这些煌煌大著里，中国哲学已成为过去思想理论的历史记录。他们有意无意地把哲学看作是陈列过往历史上各种理论学说的“博物馆”。胡适把中国哲学当作“国故”来记录，充其量不过是接引现代西方哲学的媒介；冯友兰梳理中国哲学系统，只是便于让人阅读那段历史。总之，传统哲学变成了客观研究的对象和加以排比的史料，只是作为古代社会的思想遗产加以整理和批判，中国哲学的研究成为历史学和史料学的研究。直到现在，哲学的二级学科不叫“中国哲学”而叫“中国哲学史”就有力地说明了这点。
更重要的是，近三十年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学人，要么是冯、张、任、肖诸先生的后学，要么是在这几部哲学史著作的熏染下成长，他们研究中国哲学，从问题和路径仍受“哲学就是哲学史”观念的影响。在他们很多人看来，学习哲学就是学习哲学史，研究哲学就是研究哲学史。
不仅中国哲学的研究，而且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也钟情于历史模式。具体说，就是近三十年来马哲界兴起了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产生发展过程和历史地位的研究。一方面，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学说置于西方思想史和社会史背景中加以考察，进而把握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性质。另一方面，则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传入和发展的历史过程的研究，尤其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与中国传统文化冲突及吸收的考察，力图把握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民族化本质。这种历史维度的模式，以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一度扭转了以往过于空洞化、主观化、意识形态化的研究，使得马克思主义研究显得更加具体化、客观化、学术化。但过度陷入这种模式，却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失去了其最鲜明的精神特质——即实践性和现实性，脱离了社会问题和现实关怀。
(二) 哲学成为文本诠释学

1980年前后，随着“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和“马克思主义及人道主义讨论”，也随着各种西方现代思潮的涌入，中国出现了短暂的“思想启蒙”，该启蒙在1980年代末结束。1990年代，学术界开始反思20世纪80年代的哲学思潮，基调是认为它学术性不够，认为学术研究首先要弄懂思想本身的含义，而要弄懂它就必须回到学术史脉络和原典本身。于是，《原道》《学人》《原学》《学术集林》等学刊随之诞生。
总之，1990年代之后的中国哲学研究，由思想的论争变成了纯学术脉络的梳理和文本的诠释，学问的范式发生了变化，此即李泽厚所谓“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之后，中、西、马哲学研究者大都注重文本梳理和诠释工作。而文本研究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对经典名著进行解读、注释及讲义的书籍大量出现；二是经典作家的作品得到搜罗、考证、校勘和整理，一批哲学文集、全集得到翻译和整理，大部头“儒藏”“马藏”的整理如火如荼地展开。
中国哲学研究者接续了老一辈“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拾起了“乾嘉考据”的路子，他们“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资料”（傅斯年语），开始对中国哲学进行学术史梳理和文本整理工作。
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兴起了文本研究模式，具体说就是通过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力图还原马克思学说的原初面貌和特质，进而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新内涵、新问题。当然，文本研究是随着国外马克思主义及其他西方社会政治理论的研究热潮而兴起，并受到西方诠释学方法的影响。这种模式虽然给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带来了新视野、新方法，提高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水准，但许多研究过于沉溺“文本”解读，生搬硬套西方理论和方法，脱离了中国社会发展实际，成为“书斋里的学问”“沙龙里的谈资”，与现实问题不相关。
西方哲学的研究80年代初是“萨特热”“弗洛伊德热”“尼采热”，接着便是“胡塞尔现象学热”。有学者指出，近三十年的西方哲学研究尤其对胡塞尔现象学的研究，一改“萨特热”或“尼采热”那种情绪化宣泄，注重文本材料解读和学术史的梳理，不少研究成果论述充分，视野开阔，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展现在学人的面前。
可以说，1990年代以来的历史与文本的研究进路，是对1980年代前中、西、马研究过于思想意识形态化的反动，把哲学理论放在学术史的脉络中，把哲学问题置于经典文本的基础上，避免了空洞、独断甚至“口号化”“标签化”的结论，使哲学研究的学术水准和学术魅力大大提高。然而矫枉过正，历史与文本进路走过了头，当哲学研究完全陷入学术史梳理和文本解读不能自拔时，哲学就没有了“思想”——一种解释现实世界、批判和改造现实世界的思想，哲学不再是哲学，而是历史学和文献学了。
(三) 哲学研究的“碎片化”

由于哲学缺失了自己的“世界”，“问题意识”淡化，失去了统整一贯的视野，导致哲学向“哲学史转化”，哲学转变为“文本诠释学”。不可否认，1980年代之前的研究者也解释哲学文本，也追述哲学家的学术脉络，但他们大都是本着“六经注我”“为我所用”之精神研究哲学史和学术史，其目的是为了阐发或援证自己的思想和关怀。说穿了，就是“借他人之酒浇自家之块垒”。
这种哲学史和文本学研究颇有点“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味道，故许多研究成果现在看来颇为粗疏笼统，且文本研究因附加过多的“己意”而“误读”甚至“歪曲”不少。然而，1990年代之后的哲学史和文本学研究多本着“我注六经”的精神，其目的是还原一段历史和哲学文本的“真相”，从《原学》《原道》杂志都有一个“原”字可见一斑。该时期的学人往往本着一种实证主义史学方法，并以“价值中立”“为知识而知识”为最高宗旨。由于“还原真相”是一件颇为繁复的工作，加之研究者学力有限，故每个人专注于一段学术史、一个文本、一位哲学家甚至一个问题的研究，其研究成果相对于以往确实更加精细，更加接近文本的原意。随之，哲学史和文本诠释学成为我国哲学研究的新范式。
然而，这种研究范式的最大后果就是“碎片化”。不仅哲学研究被逐渐分为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而且研究中国哲学的多不熟悉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样，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的多不熟悉中国哲学。由于学科分化和学科竞争日益激烈，学者地盘意识强烈，加之文人相轻的不良习惯等等，遂造成了中、西、马哲学研究各守地盘，跨界交流和对话很少，大有“老死不相往来”之势，甚至相互轻视，相互嘲弄。若有跨界对话者，要么不熟悉对方的话语而自说自话，鸡同鸭讲，要么对对方缺乏真正的理解，自然不自然地以真理自居者的姿态进行浮泛批判，建设性不强。
不仅如此，“碎片化”还产生了更为严重的倾向，就中国哲学研究来说，研究儒学的多不理解佛道，反过来研究佛道的多不理解儒学。更有甚者，研究先秦哲学，多不理解宋明理学。对西方哲学来说，研究分析哲学的多不理解古典哲学，研究康德的多不理解研究胡塞尔的。不同研究方向的学人学术争论很少，即使有者也多是“蜗角之争”。大家以“一隅的专家”而自得，学通儒释道、学兼古今中西往往成为嘲弄之语，学术分裂、碎片化到如此地步，真可谓“道术为天下裂”！中、西、马哲学专家都在研究各自领域和部门的细碎问题，价值关怀淡漠，哲学解释世界、批判改造世界的“宏大意识”已经淹没在碎片的考据和诠释中了，甚至还被嘲弄了。导致的结果是，哲学失去自己整体的生命和灵魂，只剩下破碎的躯壳，哲学走向死亡！
四、当代中国哲学走出贫困的出路

人是有意义的动物，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人要追问生活的意义。人，特别是满足了基本需要的人，不可能长久安居于无意义的世界里。而哲学最大的价值恰是通过反省世界和人生来赋予人以意义和价值，从而获得确定、安全、温情和正能量，即所谓“安身立命”的根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哲学也是人生的需要，就像衣食、睡觉对于人不可缺少一样，只不过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沦为日用而不知。
即使当代中国哲学日益贫困，但哲学还是人们的需要，这也是社会每每批评哲学成为“书斋里的游戏”或“不食人间烟火的东西”，这些批评本身反映出人们还需要哲学。有需要就有供给，哲学有其生活的土壤，因此使哲学走出贫困而重生不仅可能而且必要。既然当代中国哲学走向贫困是由于它缺失了“世界”地盘，缺失了鲜活的问题意识，缺失统整一贯的视野，走向了哲学史、文本诠释学及碎片化的作业，那么哲学的出路就在它适度走出历史、走出文本，重归现实世界、直面问题，使形而上学的理想重光。
（一）回归鲜活的现实世界

人类历史经历了三次技术革命，第一次革命是以水蒸气为主的机械动力代替了人力；第二次革命是以电力、油气为主的能源革命；第三次是以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为主的信息革命。当代的中国和世界，正是处于第三次技术革命时期。
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本质是信息流通。而计算机和互联网革命的直接后果便是信息流（以及与之相关的资金流、物流、人流、知识流）在全世界互联互通，从而打破一切民族的、国家的、地域的限制和割裂，最有可能促成“天下一家”或“地球村”的出现。
随着信息、资金、物品、人员、技术（甚至包括负面信息如犯罪、疾病）的跨国流动，各个国家和地区相互影响、相互依赖，形成一个互依相关的命运共同体。国家的界限正在被弱化，在面对跨国问题时没有国家是孤岛，没有人能独善其身，而且单一的国家或地区开始失能或步履维艰，难以应对各种跨国性问题。因此，进行所谓的“全球治理”成为现实需要。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最大好处是，随着商品和服务在全球的扩张和流动，虽存在着相对意义的分配不均，却没有了绝对意义上的“物质匮乏”。也就是说，人的基本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在某种意义上人类进入了“后物质时代”。在后物质时代里，往往产生两种后果：一种是物质消费主义；一种是精神愉悦主义。
前一种更加追求物质消费和感官享乐，当然这种物质消费不是满足基本生存，而是“异化”为自己身份地位和心灵慰藉的符号，物质消费符号化和金钱拜物教产生，人们比以往更加消费挥霍，注重外表和自恋。这种后果就是过度生产、过度攫取、过度消费，最终导致地球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破坏，生态危机产生了。后一种人们更加注重精神生活，追求内心的安宁和幸福，对物质生活持简约主义和绿色态度，希望重回简单的生活。另外，互联互通的思维和解决跨国问题的教训，使人们逐渐认识到在这个互联互通的网络状世界里，一维的、单边的思维、非友即敌的冷战思维已经不适于当今社会，多边的、合作共赢的思维——即命运共同体思维成为真正需要。一言以蔽之，当代中国正在快速而深度进入第三次技术革命时期，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全球治理和共享发展，这种互联互通、互系相关的现实世界，更需要一种统整一贯的新哲学。
（二）直面“三态危机”

当今世界给我们提供物质、交流、生活便利的同时，又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和危机，主要有生态、政态、心态（世态）危机，总括之“三态危机”。“生态危机”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而使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机。这是全球暖化、环境被破坏和生态平衡被打破的问题，具体表现在碳排放量持续增加，臭氧层被破坏，全球气温升高，冰川融化，“极端天气增多”、生物多样性的减少，以及“水资源战争”、粮食的减产、“生态难民”等方面。
总之，进入大工业时代以来，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对自然界的影响急剧加大，从自然演化的角度看，人类成为自然环境的主宰，进入地质学意义上的“人类世”时代。由于人类拥有巨大的科技力量，加之无节制地掠夺和开发资源，打破了生态平衡，破坏了环境的自我调节能力和节奏，生态系统濒临崩溃的边缘，人类开始遭受环境的报复，生存面临空前危机。是生存还是毁灭，这是自人类诞生以来一个最大的问题，当代中国深受生态危机的困扰。
“政态危机”就是全球性的社会治理难题和治理危机。在全球许多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出现了贫富差距和种种不平等，财富向金字塔尖少数富人流动，而居于金字塔底部的广大民众分享感和获得感很少，而金钱拜物教打开了人们的消费欲望，相对贫困和被剥夺感问题加剧，社会公平正义渴望凸显，随即引发政态危机。另外，权钱结合造成了事实上的寡头政治，对妇女、儿童、老人、少数族裔、移民、残障者、失业者等弱势人群的歧视普遍存在，跨国犯罪、恐怖主义及霸权主义仍是全球政治的乱源。如何解决全球性社会政治问题，建立公平、公正、和平、秩序、合作、共享的国内国际政治新秩序，形成真正的善治，关乎着每个人的前途和幸福。
心态危机就是现代人“真我”的丧失而失去了安身立命的根据。在当今世界，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以其凌驾四方的冲击力，愈来愈成为普世现象。更严重的是这种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对人许诺，“在完全专注于从科技和经济那边看待人生每一方面的时候，我们找到一套全新的方式，来消除长久以来一切人生苦难的成因。”这便形成了物质主义的宗教信仰，史华慈称之为“唯物主义末世救赎论”或“经济千禧年主义”。
表面上看，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似乎不仅带给我们每个人无限增长的希望，而且可以满足“失控的消费主义”所激发的各种欲望；同时堆积如山的消费品、大众传媒包装的“金钱名人”和广告诱骗，给我们无限的满足和希望。然而，“消费至上”“物质享受”对精神、道德造成巨大的“侵蚀”，产生了严重的心态危机，具体表现为压力、紧张、焦虑、急躁、功利、冷漠、虚无、无聊、游戏、粗鲁无礼、亚健康、抑郁……。人们衣食无忧却感觉不到幸福，互动频繁却越来越冷漠孤独，触手可及海量信息却感觉到茫然无知。一句话，当代人物质更加富裕而精神却日益空虚，肉体日益膨胀而心灵日益萎缩，心态危机普遍存在。
而生态—政态—心态这三大危机如“连环”，解决其中的一个必须同时解决另一个。同样，“三态危机”既是世界的，也是中国的。所以，要回应中国和世界所面临的这些问题和危机，当代中国哲学必须以整体一贯的意识回应才有希望。
（三）形而上学的重光

在这个互联互通的生命共同体世界里，探索“生态—政态—心态”危机的解决之道，必须放弃碎片化的思维，以统整一贯的视野，对中、西、马哲学综合创新而重建一种形而上学，故笔者尝试提出“一道三态”说。
“一道三态”说，即以“道”来统贯“心态”“生态”“政态”。所谓“道”，就是天地生生之道，即天地自然具有创生万物的力量和原理，此种力量和原理不是如神力那样超越于万物，而是贯注于人与世界万物之中。“生态说”，即认为世界是人与天地万物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万物之间相互依赖、相互摄涵、互相感应、休戚与共，形成一广大贯通的生命共同体。
每一物，不管是人、动物、植物、微生物、无机物在宇宙大机体中都有意义和价值。“心态说”与身心安顿或安身立命的问题有关，其核心就是成己成物、参赞化育，使人在与己、与人、与物、与天地宇宙相连通中安顿自己。“心态说”的具体落实和体现，即人情世态，它与政治治理和公民道德、公民文化的建构有关，其核心就是以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与正义、平等、民主、法治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重建各民族、各群体共同认可的社会良知和“共同体的善”，形成社会的基本道德底线，以挽救社会道德的滑坡沦丧。
“政态说”，即重建现代政治社会治理。具体讲，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对资本逻辑的评判去疏导生态逻辑（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核心就是自我增殖，表现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和资本无限增殖，因此特别看重资本积累和经济的增长，要实现资本的积累和经济的增长，必然是无限地掠夺自然资源、扩大再生产，鼓励过度消费和物质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
因此，要进入生态的逻辑就要打破资本主义逻辑，坚持社会主义逻辑，从生产者的真正需要出发，调解生产、消费方式，并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为方略，短期来说就是征收碳税，分配碳排放量，推动有机农业，倡导低碳、环保和绿色的生活方式；长期目标是控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降低化石能源的使用、发展绿色能源，调整生产、消费和生活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秉持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理念，借鉴儒家“共生共育、和而不同”的理念，反对社会贫富差距拉得过大，统筹贫富、长幼、性别、种族，使社会各个层面的人群尤其是弱势人群都能得到惠顾，使其生存、发展和完善，便能实现社会均衡、持续发展。统筹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坚持民族和国家不论大小和文化差异，都是平等独立的主体，每个民族和国家只要遵守公道、公理与和平，便可求大同存小异，和谐共处，互利互惠，共同发展、共同走向繁荣和文明。
总之，“心态”“生态”“政态”是天地生生之道之呈现和落实。当天地生生之道体现于天地宇宙观上，就是“万物一体”“生生不已”的生态观。天地生生之道落实在“心态”上，就是个人小我与社会天地大我之感通融合，是所谓的“天人合德”，具体表现为以仁爱为中心的人情世态。天地生生之道落实在“政态”上，则是人人各安其位、以民为本、和谐共生的政治生态。“三态”发用于“一道”，又统贯于一道，形成四位一体。“一道三态”说虽然粗糙不系统，但大体可以作为应付面临危机的路向，也是当代中国哲学走出贫困的希望所在。

我排行拉三

现在看来方向不明啊